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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析赴日研修生选派与管理工作中的从众现象
	更新时间：2014-8-18 13:53:03　点击数：10092 双击滚动


	一、从众行为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理学关于“从众”是指“个人在社会群体压力下，放弃自已的意见，转变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1］社会心理学认为从众行为是指群体成员要求自已的行为跟从群体的倾向。从众行为一般表现为：一是行为上与其他成员保持一致，思想上也一致；二是行为上与大家保持一致，但内心仍然坚持自已的观点。在对赴日研修生选派与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当某村某人考上了赴日研修生，尤其是看到了他们手中的赴日通知书等“红头文件”时，首先会在他的同学、同乡中迅速引起连锁反映，并且往往会有很多人“私下”投奔到中方派遣机构来，或是通过不同渠道积极“走后门”，力求赢得同样“正果”。即使个别或小部人因为种种原因一时还不想到日本去打工，但他们往往也会跟着那些“热血青年”一起欢呼，是为了让自已通过适合于这种群体的氛围，不破坏这一群体的内聚力及他们的审美态度和行为方式。他们往往把自已的好恶感深藏于内心，在行为上与群体多数人保持一致，即从众。这种现象尤其是“研修生之乡、之镇”的地方十分突出。若个别人不能进入从众行列，或是某一家没有研修生，他们往往会觉得没面子，也往往被研修生群体中的人视为没有本事、落后，是不被群体接受或排斥的人。作为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个体来说，处于被群体孤立的地位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被孤立的人要比同一群体中的其它成员在心理上承受更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寻求解脱，必须去努力适应周围的环境，适应这一群体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而又最可靠的方法便是众行为方式上与群体保持一致。大家说好我也说好，使心理获得一种稳定的安全感。因此，在这种特定的群体环境中，从众行为便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其至是必然的选择。在日研修生中的“团体对抗”、“集体上访”、罢工等“叛逆”的表现在这点上便是例证。社会心理学家C、A基斯勒认为从众行为的产生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有四种需求和愿望；（1）与大家保持一致以实现团体目标；（2）争取到团体其他成员的好感；（3）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4）不愿感受到与众不同的压力。［2］在对赴日研修生特殊青年群体中的从众现象观察中发现，对个体来说，技能越差、日语越差、文化水平越低的学员其从众心理往往比其他各方面都很强的学员强。由于自身各方面都很差而使自已在群体中与各方面都要好的学员相比自觉地位低下，从而产生自卑感。但若与多数人一起“闹事”时，由于这是一种可让“中国人”引以为“抗日”之举的“英雄”群体行为，又有一种民族“气节”从中使然，因此，他们会感到这是一种“时尚”与“光荣”，其心理便会产生一种平衡感、安全感、自豪感，自尊心也会通过“抗日”斗争获得另外一种满足，而完全忽略或置赴日是为研修这一本来需求而不顾。换句话说，他们完全忘记了赴日是为了研修技能或是为了打工养家，是为了中日友好，而不是去日本“抗日”的。因此，对日方的管理只要稍有不满，一旦有人高举“抗日”大旗，大多数研修生都会迅速结成统一战线，且不惜把事情闹大，以求得心理上的某种“释放”乃至更大的“解放”。对于那些平时就十分压抑的个体来说，从众行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二、从众行为中情感因素的分析在赴日研修生特定的青年群体中，由于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低，又身处异国他乡，一别三年，作为心理的情感需求，他们会比国内任何同龄青年有更多地情感需要，乃至渴望有更多地表达与宣泄。但由于“赴日研修生守则”、日方企业的各项严历的规章制度和他们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去的特定研修环境，使得沉积于他们内心的某些情感、情绪无处表达，更谈不上宣泄。这时，如果日方的管理稍有不当或是真的冤枉委屈了他们，就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地群体运动。他们通过诸多的“抗日”活动，试图得到一种从审美主体的关照中找到与之心态相适应的某一审美对象，并以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关系（情感投入）予以关照。投诉、上访、罢工几乎是他们需要特别宣泄的最好选择。由于这些“抗日”之举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往往是可开放并是自由的，作为审美主体的研修生完全可以跳出接收企业或派遣机构的束缚，到日本的劳动部门、入管部门乃至到外务省或中国使领馆去上访或是通过罢工等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及至不惜告倒老板、停工停产，哪怕因此失去工作，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中止研修回国等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从这些“审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精神补赏或快感。通过投诉、上访、罢工来体现自己的存在，即有中国国民性的“传统”，又反映了研修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化趣味和价值取向。因此，就其研修生“闹事”的原创本意来说也正是为了体现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表达方式。因此，尽管这种“美”也是它的本质属性之一，却同样获取了一定的“审美”价值。　　三、从众行为中传媒因素的分析　　赴日研修生从众现象的生成和蔓延，除了以上分析的一些社会及心理的属性外，作为中日双方的大众传媒起着极为重要的误道和催化作用。打开日本的电视机，虽然凡是有关犯罪的报道，大多与中国人或是中国的研修生有关，但同时，“同情”中国研修生的日本人也大有人在。有许多日本的右翼组织还专事帮助中国的研修生向日本的企业老板们讨“公道”或是打官司。在国内，有关日方的报道虽然大多是些“深刻反省”之类。但在日研修的“委屈”受到日本传媒的不断刺激和启发，最终也诱道他们试图通过更“民主”的方式向日本老板施压。　　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研修生的“抗日”现象与大众传播之间有着密不分的关系。几乎任何“抗日”行为都可以在各种传媒中找到“样板”。由于大众传媒可以将各种历史和现代的“抗日”与“民主”的故事以最快的速度转换成各种信号，并以其声、光、电、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给予在日研修生多方面的信息刺激，比如日方报道××被汽车撞断一条腿，日本保险公司赔了多少万，于是就有研修生敢于“模仿”，从而增加了研修生积极效仿或不惜以身试法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同时，现代传媒，尤其是日本的传媒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获得更多受众和更多影响力，必须不断地去搜集新素材、发布新信息，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受众的各种不同的心理要求，因而客观上也加速了研修生的不良反映或是水土不服。如正面的宣传不敌凶杀、色情的报道。从这个角度分析，对研修生原本不多的“组织观念”无疑是一种撤底的诋毁。德国学者伊丽沙白·内尔－纽曼认为：“个人的观点和态度要受周围人和大众传播的影响……就人际影响和大众媒介这两种作用而言，后者的作用更大。因为许多人不能广泛地进行人际交流，了解他人的看法，往往会相信大众传播媒介，而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并匆匆地放弃了原有的看法和态度。”［3］因此，他们受到日本极“开放”的传媒影响也就极大。这种影响直接导致了中国研修生从众现象的蔓延和深化。在对研修生群体从众行为的分析中，我们还发现由于不同技能或性别群体以及他们在年龄和文化上的差异，其受传播媒介的影响在从众“度”上会有所不同。如男生普遍闹事多，有“文化”的带头闹事多，经常看“黄色”杂志的参与闹事多，喜欢“串门”的联合闹事多等。由于研修生对自身审美判断力缺乏自信，又没有客观统一的标准可供比较，因而“往往以他人的意见或行为作为自身行动的参考依据，因为社会现实是由多数人的共同认为正确的事物作为判断的准则。各种媒体在中国研修生看来是最具代表和权威性的，它们传播的各种文化信息，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研修生这一特定群体的审美趣味，尤其是日本媒体的开放与“公正”，在客观上往往起着一种指导作用，对研修生的从众行为起着一种催化剂的功效，使研修生群体的从众现象日渐由小向大蔓延。　　由于大众传媒所具有的特殊的传播功效，因而它对现代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大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作为审美主体的广大消费群体在审美趣味和审美自主选择上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这种自主选择性的丧失实质上就是从众行为的内在心理基础，它使得审美主体的审美个性在大量的、持续不断的媒体信息刺激下逐渐消失。尤其是那些身处异国他乡的研修生在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形时，所受到的日本传媒的全新刺激是无以言表的。由于受其自身文化及社会经验的限制，他们往往以日本媒体所传播的各类西方表现首为其“先进”的审美参照值。这种审美参照值的内涵又恰好与前述的这一群体的审美心理趋向不谋而合。这种外界的信息刺激与内在的心理需求相碰撞必然产生强大的共鸣，而这种共鸣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态往往是众口一词。同时也是大众传媒不断演义的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制”（其受众影响让一些研修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日本国民”的感觉）。由于现代传媒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受众便会形成一股强烈的反馈信息，作用于各类传播媒介。大众传媒受到这种反馈信息的鼓舞，往往又以此作为新的信息，进行新的一轮传播。由于受到前一轮传播效率的鼓舞，因而在新的一轮传播中往往又加大了此类信息的量度和频度。从而造成了从众现象的不断扩大和循环。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传媒对研修生的从众现象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和诱导，研修生的从众现象也是很难生成和蔓延的。　　四、从众行为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以上分析了研修生中的从众现象的生成、表现形态及影响从众行为的个体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众行为本身及从众群体成员中的个体对我们、对从众的个体自身、对赴日研修生的选派及管理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样评价它的正负效应？它对我们研修生的在日生活起到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它对研修生的审美趣味、审美价值观的形成有何影响，包括对赴日研修生今后的行为规范有何影响，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做深入的研究。从众行为在人们的观念里往往带有一种否定的色彩。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比如在研修生的招生工作中，通过“示范”效应产生的从众行为，我们就可以在更多层面上“择优录取”。因此，从众行为就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看，即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使其正效应充分扩大，使其负效应尽量缩小。从众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体迫于外界群体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并非自愿的行为。但“在个体与团体意见发生冲突并为团体利益克服这种冲突的情况下，从众性得到了肯定。”若我们对此类有利于研修生选派与管理的从众行为加以充分的利用，有目的的引导研修生群体对某一审美对象或某一类审美对象产生从众行为，如对他们在学好日语，爱我中华，赴日研修，为国争光，学有所长，学以致用等方面加以积极引导，并不断强化信守“合同”的意识，使研修生群体处于一种健康向上，遵纪守法的“压力”状态下，并长期保持这种压力从而使研修生群体迫于这种压力而产生对祖国、组织、日方企业、日本先进科技方面的从众行为。中国派遣机构和日方接收机构及大众传媒还要及时对这种从众现象加以赞扬、鼓励乃至奖励，使研修生群体的这种迫于压力而产生的对争取当一名“优秀研修生”被动的从众行为逐渐转化为一种自愿的审美需求，一种没有外在压力的、出自内心的自然的审美需求。　　从众行为的负效应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正如前述的那样：从众行为是一种迫于外界群体压力而产生的非自愿的行为。这种压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个性的逐渐丧失。作为一个身心健康的研修生个体，若长期处于群体一致的行为压力下，则对其身心各方面的发展起到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研修生的情感、思维、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形成和发展上。尤其对研修生的独产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都会起到一种压抑作用。但由于日本企业“效忠”文化的必然，“效忠”文化本质上对研修生的从众行为的负效应无疑十分排斥，尤其是当从众“对象”的品味及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有时相当低下或恶劣时，比如通过日本的某些右翼组织来实施个人对企业的主张或报复时，则这种从众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个体身上，作为一种群体的行为，一种研修生现象，它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还会涉及到中国研修生派遣与接收事业的各个方面。因为从从众现象的发展过程看，它是一种扩散形的过程。所以它最终的“受害者”更多的是研修生群体，包括那些国内待派的研修生群体。没有哪一家日本企业能够容忍那么多的“麻烦制造者”，而研修生的“抗日”活动种种便是从众负效应的一种极端类型。日方企业的最终做法往往会是遣返“闹事者”，并不再接收原派遣机构所推荐的任何研修生。　　作为研修生这一特殊群体，我国目前的在日研修生总数约在12万人左右。根据日本政府的有关规定，目前日本可供接收研修生的工种达220余个。1997年，在日研修生总数还仅为49594人，但随后以年均30％的速度逐年增长。因此，对于日渐庞大的研修生群体，以及由此产生的研修生从众现象，必须引起中日双方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为加强研修生的选派与管理工作，除了中方派遣机构要从“源头”做起，确保招生质量（如杜绝选派二次赴日研修生等）外，还应积极与日方协调，加强对在日研修生的管理，包括对研修生从众现象的正面引导和负面防范。当然，我们也不必对研修生从众现象中负面效应过于紧张。这一现象的产生从研修生群体的内在因素看，是一定年龄审美心理需求与自身文化修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从其外在因素看，则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积极参与特别是日本大众文化产品对中国研修生的不良渗透有关。对研修生这一群体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不仅可使我们中方派遣机构对他们的审美趋向有所判断，了解这一群体从众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同时也可以从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中找到一条引导研修生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向从众行为的正效应方面发展的有效途径。